新京报：“兄弟”为何成了电影的情结？

　　近日，由昔日无线“五虎将”中的“四虎”重聚拍摄的电影《兄弟之生死联盟》即将上映。剧情具体如何暂且不知，但我想应该不会是一个男人和他太太的哥哥或弟弟的瓜葛。原因是，隔了一个女人的“兄弟之情”，无可避免要交代“女人”在这种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而众所周知，港产片不是没有女性，而是编和导都相信坦白从宽：“我不认识‘女人’这题材。”其中一位是杜琪峰。

　　《兄弟》也不可能是讲一帮伴郎的故事。虽然一个个性格不同的男子，由接新娘前夕到婚宴结束的24小时可以很逗趣，但那就不是动作片了。或者，安排一班手足都是纪律部队，接新娘变成抢新娘，岂不就可承袭《宝贝计划》的风格，再度回归上世纪80年代又打又闹的港片高峰？

　　为什么“兄弟”不可以是从妈妈角度看出去的“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为什么不可以是姊姊妹妹眼中天南地北的两种人？

　　归根究底，“兄弟”之所以经常成为题材，主要是满足一种需要：不论男主角有多少个，或电影名字有没有把“兄弟”二字嵌进去，它必须抚平男人“既生瑜，何生亮”的心理———总觉得没有人能超过自己，又不甘心一个人太寂寞，才会不断反问“已有一个我，为何多个我？”来给自己制造矛盾。并且，总是把对方放在先发制人的位置上，他只是被逼反抗。从而符合“是他负我，不是我负他”的人格需求，最后不管是赢是输，又或两败俱伤同归于尽，都是为了完成男人的宿命———比较。

　　“兄弟阋墙”作为隐喻的意义便是，先把理想自我投射在他人身上，再毁灭他来肯定自己是最好的。秉承这一传统的“兄弟”电影，便是借一山不能藏二虎替疑心重的男人制造合理动机。既然是替男人说好话，创作人当然不会像莎士比亚写出《奥塞罗》一般，把“男人为何欠缺自信”彻底解剖研究。相反地，“男人”内在的恐惧只会被处理成外在化的“被设计”：不是自卑的他刻意挑战自大的他，却是“闭门家里坐，内鬼天上来”。

　　“男人戏”是港产片中的主旋律，但很少不是围绕清理门户做文章。即便是人人没有血缘关系的《无间道》，也是祸起大家庭中的良莠不齐：警队是一种“家庭”，黑社会更是“大家族”。马丁·斯科塞斯把《无间道》拍成《无间道风云》时，便是深谙黑社会与家庭结构的千丝万缕，才会强调爱尔兰移民在波士顿由低下层变成黑帮中流砥柱的历史意义。

　　但好莱坞的英雄电影并不是每一部都以征服别人、手足相残作为戏剧处境。起码在香港电影还未成为被收购和改装目标之前，史泰龙、阿诺·施瓦辛格、汤姆·克鲁斯、布鲁斯·威利斯，以至新扎红人马特·达蒙，有谁不是独来独往，以单挑危害社会及人类安全的匪类为己任？也就是说，他们所饰演的角色有没有兄弟并不影响他们的自我价值观，因为不受大佬与小弟(大我与小我)“争地盘”的阴影所笼罩，敌人就不是自己，战场就不在心理。

　　因此不难明白曾是男人花瓶的乔治·克鲁尼为何会在三两年间成功改变形象和电影事业：《辛瑞那》对抗中央情报局，(导演)《晚安，好运》对抗传媒，最新一部作品《迈克尔·克莱顿》对抗大企业———不止面对心魔，更敢对抗庞大的制度，便是男人成熟的时候。